褚时健和那些”悬案“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要么夸大其词，要么极度吹捧，要么恶意中伤，所有的“表达”只能对事实的扭曲，而导致任何的还原都是一种冒险。

因此，事实已经无关紧要，历史也只能服从于“表达”和表达者的任性（我将这这一“任性”喻之为泛个体极权化，极具乌合之众特征）。

我很想把褚时健这个符号，搁置在一个历史阶段去定义，后来发现非常困难，譬如有人说是体制对他不公，我不知道此说何意？好像体制就多么公正过一样，换言之，体制对谁公正过？作为以特色、特殊政策驱动改革模式而言，体制的不公本身就是一种所谓的制度优势，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是特殊年代、特殊体制、特权产物造就了褚时健的兴盛和陨落。

此亦可以称之为与多少个褚时健相关的“悬案”：我们如何评价或追溯企业的改革历史。

从1978年代到如今，中国企业改革从未停止过，当然这个“所有”指的国有企业，因为非公有企业从来不是事儿，没人关心所以就不是事儿。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路上，就是因为本身就是个事儿。

不正视或不熟悉、不了解这一历史，就不可能所谓公正地看待褚时健。

作为身为曾经是那个年代国有企业的一员，我所知道的历史是，整个改革历史，从来没有亏待过企业家（我宁愿成这些”企业家“为”干部“）：从厂长经理时代，到后来股份制改造上市圈钱，国企改革的开始，就是如何向厂长经理放权，而放权的尺度越来越大。那时的企业家主要是随之各种荣誉而来的是，各式奖金、奖励，收入要超出普通员工几十倍，所以他们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不公者。当然，其中也包括褚时健。

真要说体制不公的，是千千万万的下岗工人，而不是连吃带拿的“企业家”。对沿海地区开放体现的“公正”，则是对内地边远地区的不公；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身所“制造”出来的“公平”机会，就是对另一部分人的命运公平的褫夺。改革总是以牺牲一部分而成就另一部分这样发展起来的，因此才出现了如今的财富等级壁垒化。

褚时健闻名于烟草行业，是人都知道，烟草行业是垄断行业。褚时健面对的不是市场，而是当时体制对自己即厂长经理们的权力束缚，褚时健最后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就是当时国家对这些厂长经理放权放到什么程度。褚时健权力鼎盛时，可以是企业的大家长，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等，在他眼里都是正常的，他并没有建立一套具有管理智慧的企业制度，这一点，即使最后种橙子同样也没有建立起什么制度，作为企业家，我真不知道褚为中国管理界提供了什么管理智慧。

还有一说就是褚时健古稀之年创业多么不易！“创业”这是个时髦词儿，褚时健仅仅就是不让自己闲着，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或者以此赚钱消遣两不误，估计褚时健自己都对这个“创业”不感冒，就是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至于什么橙子大王还是什么的，那都是好事者给褚贴的标签儿，从规模、品质、管理等方面，都与什么大王是什么距离。因此，把褚作为“励志英雄”，恐怕褚时健自己都觉得荒唐。

毫无疑问，褚时健具有非常好的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适合做什么，他一辈子也不会走出自己熟悉的区域，种橙子这活儿，本身就是修身养性的营生，特别是对于褚时健这样喜欢做事儿的老人而言，他种橙子不是为了要当什么橙子大王，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充实了。有很多老人都想过这样的日子，只是没有褚时健这样的基础。

褚时健作为中国企业改革历程的一个特殊意义的符号，记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第一个阶段的风云变幻，所以，褚时健符号属于那个历史时期。他是改革开放企业简政放权等等第一代弄潮儿幸存者，当然也是幸运者：他长寿，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颐养天年和所做事情两不误。他就是个平常人，他并不热衷自己的末年盛名，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媒体和公众知道他，是因为那些一日离开媒体都找不到自己存在感的企业家们热捧出来的：这些人沽名钓誉，酒色利益熏心身体掏空了，好生羡慕褚时健的活法儿，但自己又离不开名利场，所以就找个话头儿：褚时健不幸就成了这些人的标靶。

如同褚时健一样，这些利欲熏心到傲慢不可一世的企业家们，体制并没有亏待他们，他们从来都是被特权娇惯出来的，比他们有能耐的人多了去了，但体制没有给更多人充分的机会，其中，与他们的“盘踞”有关。他们捧褚时健，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多么了不起，证明自己和褚时健是一伙儿的。

他们错了。他们是他们，褚时健只属于褚时健自己。

时过三四十年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忘却了昨天的历史，以及今天与昨天的距离，有些恍如昨日，不是好事，因为从未改变。譬如所谓的那个体制，中国的国企改革，到底改到什么时候就不用改革了。

四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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